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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需改变无所不能的“稳增长”思维

中央需改变无所不能的“稳增长”思维2013-09-05 12:26:51 来源：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分享到：李迅雷

按照到2020年实现GDP翻番的政策目标，今后七年GDP年均增速大约维持在6.85%左右即可，这当然是有可能实现的。但其必要性究竟如何值得讨论，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将有多大更值得细究。中国经济步入了转型阶段，确实需要改变稳增长的传统思维定势了。

政府干预经济效应递减

历史数据表明，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在历次五年规(计)划中都大大超预期。这就容易导致各级政府部门对自身左右经济的能力和作用产生高估。但要清醒地认识到，随着高增长的持续，各种资源的消耗也是大得惊人，负债率水平也越来越高，这都在为经济的见顶回落累积能量。

从日本、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案例看，日本高速增长期在1959到1970年之间，GDP平均增速达到9.2%，之后便出现明显回落，至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前的20年中，平均增速只有4.6%，即只有高速增长期的一半。台湾高速增长期持续24年，之后平均增速从9.6%下降至5.1%；韩国高速增长期持续28年，之后平均增速从8.5%降至4.9%。那么，中国经历了从1978年至2011年平均增速9.9%的高增长之后，接下来将如何变化呢？

中国过去的高增长，是人口红利、改革红利与透支各种资源的合力推动的结果，如今，人口红利将尽，改革红利缩小，而债务水平却大大上升，很多历史欠账要补偿(如很多不产生现金流的公共投资必须得给予大量支出)，这就意味着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越来越多，而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在减弱。

例如，6月以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支持铁路、城市基础设施、棚户区改造、4G、环保等领域的投资，但这些稳增长举措所涉及的投资领域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仅为8.12%，若给予这些追加投资效应中性估计，其将拉动下半年经济增长约0.3%。而且考虑到融资总量收缩背景下其资金来源未必有保障，且存在挤出效应，其效果还需再打折扣。这一方面表明随着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，政府干预经济实力已不如过去，尤其是地方政府面临高负债压力；而另一方面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，融资成本也在上升，融资需求开始下降，这也将压制经济增长。

过去，固定资产投资对应资本形成的比率还是比较高的，如今则出现明显的下降，这表明投资拉动经济的效应也在减弱。再加上企业与政府的高负债，导致每年的还本付息压力巨大，社会融资总额中的相当一部分在空转。因此，政府应该改变其调控经济“无所不能”的思维定势，应该认识到干预越多，社会所支付的成本就越高，政府越做越大，企业便越做越小。属于市场的尽量让市场来自我调节，小政府、大市场才是实现经济转型的根本前提。

过去，大家习惯于将GDP增速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挂钩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GDP是总量指标，而居民生活水平更偏向于质量指标。较低的GDP增速不意味着居民收生活质量或收入水平会下降，我们必须要习惯低速的经济增长。

保就业已不能再成为巨额投资的借口

2009年推出的两年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初出现农民工大批量失业、大学生择业困难的突发现象。然而，四年之后的今天，上半年的GDP增速又回落到与2009年上半年相当的水平，但就业状况却非常好，劳动力短缺现象时有发生。什么原因使得就业与GDP脱钩呢？这主要是人口增速下降、人口老龄化、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等人口结构变化因素造成的。

由于老龄化加速，以及出生率稳定在较低水平，中国人口抚养比在未来10年将年均上升1%，与之对应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下降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2年，中国15-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首次出现下降，2012年下降了345万。从新增劳动力供给角度看，中国过去每年新增500万劳动力供给，而从2013年开始劳动力供给每年将减少500万，意味着未来相比以前就业压力减少了1000万。

从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看，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中，25-34岁的人口净减少4680万左右，即平均每年减少460多万。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观念中，这一年龄段应该是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，也符合很多招工年龄要求。根据人保部披露的2011年劳动力供求状况数据，16-24岁、25-34岁、35-44岁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、1.18、1.06和0.77，可见25-3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最供不应求，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出现持续的劳动力短缺现象。而超过45岁的，则严重供过于求。

从劳动力需求看，以往中国每年需要通过工业和服务业解决约1500万就业，包括500万左右的新增以及1000万左右农业转移就业人口，因而需要8%以上的经济增长，通过工业和服务业同时解决就业问题。但由于劳动力供给下降，以后只需解决500万非农就业，意味着即便工业增速下滑，GDP增速降至7%以下，仅靠服务业就足以解决所有就业问题。从日本、韩国转型的经验来看，从高速增长期步入中速增长期后，所有新增就业均来源于服务业。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其经济增速往往下降一半，但失业率却依然保持稳定：日本70年代经济增速从10%降至4%，但平均失业率仅从1%升至2%。

再者，劳动年龄人口并不等于劳动力供给，目前中国经济活动人口大约在八亿左右，劳动参与率约为78%，而且女性就业率更是名列全球前茅，考虑到今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，未来劳动参与率仍会稳步下降。这也将缓解就业压力。

从刺激需求到改善供给

传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刺激需求、拉动投资来实现，这也让中国得以保持30多年的高增长，这种管理经济的模式已经习以为常，形成了思维定势。但刺激需求的弊端也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。

比如，需求有多个层次，又有多个群体，究竟哪些需求是最合理最迫切的？事实证明，地方政府、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烈的投资冲动与融资便利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故刺激需求的结果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超前，国有企业产能过剩，同时，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、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地方政府与国企的债务水平不断攀升；但另一方面，医疗卫生、教育、社会福利与保障等公共产品短缺。

这些现象是值得反思的：中国保持经济高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前提下，需求总是巨大的，但问题是资源却是有限的。如果资源过多地被强势群体所占有，则弱势群体的需求就被挤出，比如，迄今为止，中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(主要在农村)喝不上清洁的饮用水、很多家庭迄今都没有安装排污管道。如果从投资规划到实施过程都不够透明和规范，监管缺失，则必然会产生“漏出”现象，导致腐败。例如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细化分析发现，中国灰色收入的规模庞大，占GDP的比重接近20%；又如，中国GDP增速变化居然与澳门博彩业收入增速变化一致。

因此，当前治理经济的模式应该从传统的刺激需求转换到改善供给。如何来改善供给呢？不难发现，刺激需求的结果往往导致产能过剩和基础设施过剩，过剩主要发生于产品市场，但其根源却在于要素市场。由于要素市场的价格管制普遍存在，使得投资冲动强烈，因而解决产能过剩的核心，首先要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，如利率市场化、煤电油气运的价格市场化、薪酬市场化、放松对土地流转和土地用途的审批，等等。

其次，应该打破垄断、消除行业进入壁垒、减少行政审批和管制。比如，中国的服务业还是属于国有经济高度垄断的行业，与制造业产能过剩形成鲜明反差，服务业的核心问题在于有效供给不足。中国服务业、公用事业的民营企业投资占比普遍低于50%，国有企业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，其中交运、医疗、教育、文娱、电信、金融、公用事业等行业国企投资占比均超过三分之二，意味着打破垄断后民营经济将开拓巨大的发展空间。

我们发现，不少垄断行业对全社会的供给还是短缺的。以医疗卫生行业为例，随着国民健康卫生意识的增强和消费水平的提升，住院需求年均增10%以上，但新增医院增速仅为1%，需求和供给严重不匹配，供给不足抑制了需求扩张。供给受限原因在于卫生部门的严格审批，同时对民营机构的种种限制，民营投资占比只有15%左右。未来只要能放开对民营企业的限制，就能促进该行业的极大发展，同时也能创造可观的就业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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